|
记者获悉,原定于3月1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民间人士同日本右翼代表的辩论因故取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日方对此次辩论的中国一方提出了种种苛刻条件,设置了许多障碍,因此,他和另外两位准备一同赴日辩论的民间人士16日下午经紧急磋商后一致决定,取消此次日本之行。
另两位民间人士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顾问司马南。
对于此次辩论未能成行,童增表示非常遗憾。但他强调指出,辩论会的“流产”责任在于日方,因为他们为此次辩论“设置了许多我们不能接受的苛刻条件”。16日下午,童增退掉了他们的赴日机票。
司马南说,16日下午,日方发来传真,限定我方参加辩论的人数为6至7人(其中包括翻译和文书),而日方参加者为9人;另外,取消原来商定的和媒体见面,并不准在辩论现场进行摄像。司马南表示,最不能容忍的是日方还要求,此次辩论的所有内容均由日方主办单位《文艺春秋》杂志独家使用,而中方发表的内容须经过他们的认定。“显然,在这一条件下的辩论是不平等、不公开的,违反了双方原来达成的共识。”司马南说,“我认为日方既想让我们去,又害怕将我们陈述的历史真相公之于众,因此缺乏诚意,出尔反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去的意义已经不大。”
童增表示:“我们去日本是要代表中国民间同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右翼进行辩论和交锋的,我们决不允许日方把我们当作他们的‘道具’。”有意思的是,童增和司马南的护照显示,他们的赴日签证8日就已经获得,但随后日方又加盖了签证注销章,而15日又重新给了他们赴日签证。司马南说,这说明日方对此事非常矛盾,“日方借口说为了我们的安全,在日本不让我们同外界接触,不许我们见媒体。我们表示希望在日本期间同日本的左翼人士和中国留学生会面也不被允许。这说明他们不够磊落,有难言之隐”。
童增说:“我们仍然期待着和日本右翼一辩。只要日方表现出诚意,不要设置人为障碍,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还能有机会和日本右翼面对面地交锋。” |
|